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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

终南云雾间，藏着怎样的中国文化精神内核？一位栖身终南的山中隐士，以清寂之心观照千年文脉，为我们展开了这份深邃的答卷。

此文并非书斋中的引经据典，而是作者在与山风明月、四时流转的对话里，触摸到了文明跳动的脉搏。他将孔子济世的“仁心”与老子玄妙的“天道”，化作可感可知的山中清泉——既映照出社会应有的“至善”模样，也滋养着个体“格物致知”的生命修行。

行文间，既有隐者独有的空灵视角，将阴阳五行的宇宙律动与月亮的“风箱式”呼吸娓娓道来；又有不输学院派的理思辨，为被尘封的《内经》七篇大论、被误读的“杨公忌日”拂去尘埃，还其以历法与生命科学的本来面目。

本文既有隐者穿透表象的直觉，亦有学者追本溯源的严谨。他让我们看到，那些高的智慧，从未高悬于殿堂，而是如月光般铺洒在我们生命的来路与归途——在呼吸之间，在草木枯荣之际，在先贤们一脉相承的“生命超越”实践里！

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（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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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7年前后，中国曾出现过一段对传统文化的质疑与否定时期。当时北京大学一位刘姓教授，在中央电视台发表观点时提及“杨公忌日”，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稽之谈。但在我看来，“杨公忌日”并非无稽之谈。

唐朝有位著名的术数家杨筠松，他发现月亮的运行不仅有周期，还呈“风箱式”运动——月亮围绕地球旋转时，并非沿直线轨迹，而是像风箱伸缩般，存在近地点与远地点。天体中有“二十八宿”作为坐标，当月亮运行至某些星宿区域时，会处于近地点；运行至另一些星宿区域时，则处于远地点，大致每15天会交替出现一次近地点与远地点。

当月亮处于近地点时，人的情绪易变得亢奋；处于远地点时，人的情绪则易趋于沉静。这种天体运行规律，会影响社会现象的发展节奏——近地点时，社会活动节奏会加速（这种加速虽不易被察觉，却真实存在）；远地点时，节奏则会放缓。当月亮运行影响人的情志，使人难以把控情绪时，便容易出现争斗、冲突等问题。这正是从“天人感应”的角度出发的结论，因此“杨公忌日”有其客观依据，并非凭空捏造。

如今，每逢月亮近地点时段，全球范围内的车祸及其他事故发生率都会显著上升。大家若有兴趣，可查阅相关数据验证。此外，在中国思想发展与修正的过程中，汉朝已确立“阴阳五行”为核心思维体系。汉朝初期，相关的“方术”已形成35大类，具体方法更是多达30万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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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“方术”实则是对现象世界的应用技术，其中与人体相关的核心典籍有两部：《黄帝内经》与《周易参同契》。《周易参同契》由魏伯阳所著，是探索生命规律的里程碑式著作，历来研究者众多；《黄帝内经》同样备受关注，但其中《素问》篇的九篇“大论”，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删除了七篇，理由是认为这些内容属于封建迷信。

可这七篇文章，恰恰阐释了宇宙运行、人体机能、自然节律与气血津液运动的关联，却被轻易删除。直到1983年，美国学者发现这一理论的价值，提出“时间医学”概念，并将其列为世界三大研究课题之一；1987年，法国又依据这一思想开展宇宙与人体关系的研究，而中国当时仍处于对传统文化的争议与批判中。

到了20世纪90年代，中国才开始重新关注这一领域。但由于学界摒弃了“阴阳五行”理论，始终无法准确解读那七篇“大论”的真实内涵，相关研究难以进。即便在中医界，至今仍有观点认为“阴阳五行”理论存在缺陷，主张引入西方“存在论”相关理论来解读人体变化。可中国传统思想遵循“从无到有”的生成逻辑，而马克思曾指出“世界是客观存在的，且处于运动之中”——西方思想侧重“存在”的结构分析，中国思想则侧重“功能”的运行规律，二者差异显著。

我不知道大家对“道”的认知是否深入，我只能简要谈谈《周易参同契》的发展：隋唐时期，这部著作的思想得以光大；唐朝有众多学者深入研究，其中杜光庭的贡献尤为突出——他重新注解《老子》与《周易参同契》，著有二十多部相关典籍。正是在他的注解动下，成千上万的人前往终南山修行，探索生命的奥秘，接受“生命超越”的思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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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时期，出现了一位伟大人物——吕洞宾，他创立了完整的“道家修炼”方法，并公之于众。这一方法的核心，铁皮保温先是阐释“正念”：人体生命存在十种精神活动，其中五种为先天所赋（源于宇宙规律与父母遗传），另外五种虽与后天相关，却并非完全由后天决定——人自脱离母体、剪断脐带的那一刻起，天地之气便会进入人体。

这股“天地之气”从人体“夹脊”部位进入（大家若有相关知识储备，便知“夹脊”是气的重要通道）。正是这股气的注入，婴儿才会发出啼哭，呼吸方式也从胎儿期的“脐呼吸”转变为“鼻呼吸”——中国人将这股气称为“魂”。“魂”进入人体后，与父母赋予的精气神、气血津液相融，约45天后，会形成“魄”；“魂”与“魄”紧密相依、不可分割。

在“魄”形成之前与形成初期，婴儿辨别事物并非依靠眼、耳等五官，而是通过鼻子的嗅觉来区分亲疏。到了出生100天左右（此处为中国传统认知的概括表述），婴儿的意识逐渐成熟，开始建立“自我”的概念——产生“个体边界”意识，形成对自身身体的认知与责任关联，道教修炼中将这一阶段称为“忘义”的起点。

“忘义”的出现，源于“分别心”的产生——人类正是通过“分别心”开始认知世界。中国传统文化中有“百日筑基”的说法（也有“百日新生”的表述），正是因为这一阶段婴儿的感官逐渐敏锐，对事物的辨别能力显著提升，但此时“情志”尚未完全形成。

关于“情志”的成熟，王冰在注解《黄帝内经》时曾提及：女子“二七”（14岁）、男子“二八”（16岁）时，精血充盈，“情志”才真正具备，也拥有了生命传承的物质基础。当然，这是传统认知的概括，如今社会发展迅速，人体生理发育情况已有所变化。中国传统学者在探索生命规律时，正是抓住这些核心要素，修正认知、建立“内在生命超越”的理论体系。我知道在座各位多有修行经验，以上仅为泛泛之谈。

吕洞宾之后，中国道家思想形成了多个流派：南宋张伯端创立学派，完善了“命双修”的理论；王重阳则创立北派，在陕西鄠邑传播思想。王重阳有位弟子名叫丘处机，聪慧好学、学识渊博，在陕西蟠龙镇创立龙门派。我所讲的并非道教的组织形式，而是道家“生命超越”的核心法则——这些流派的本质，是传承“生命超越”的方法，这一思想体系仅在中国完整保留，全球其他地区均无类似传承。

即便是西方心理学领域，弗洛伊德的弟子荣格，也是在研读吕洞宾的著作后，融道家思想创立了新的心理学理论。宋明之后，中国道家思想名家辈出，如李涵虚；李涵虚之后，又有陆西星等人创立学派；此外，柳华阳、李兆申分别提出“中派”理论。中国道学传承的后一位集大成者，是清末民初的黄元吉。

中国近代几位领导人，如朱德、刘伯承，便是黄元吉的三代弟子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主流文化中的“生命超越”思想并未中断，陈撄宁先生仍在延续这一学说。20世纪50年代，国家为恢复与研究“生命超越”文化，经中央研究同意，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董武，曾拜入陈撄宁门下学习这一理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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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“生命超越”思想从未断，尤其是道家典籍中，完整记载了各位创始人的理论，只是我们尚未深入解读。1990年中国科学年会上，钱学森先生便提出：人类“生命超越”的实践与理论，在中国有着丰富积累，应从《黄帝内经》与道家学说中寻找本源——这两部典籍，正是打开人类生命科学大门的钥匙。

《问道》编辑部整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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