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放战争时期的四野45军，前身为东野八纵，属于东北解放军第二批成立的主力纵队，实力很强。该部历史上，最有代表性的领导是黄永胜，辽沈战役期间段苏权也当过八纵司令员，战后又换回黄永胜。而八纵整编为45军后，首任军长也是黄永胜，他带着这支老部队，打完了平津战役。

不过黄永胜挂“军长”这一职务的时间，还真不算长，因为1949年四野建立起4大兵团，以适应南下作战的指挥需要。黄永胜的45军，在这个时候划给了萧劲光任司令员的四野第12兵团，黄永胜不是这个兵团的干部，也就不再当45军军长，但其实也升职了，他成为刘亚楼第14兵团的副司令员。

这样一来，野司自然就要另派一位新军长，接替黄永胜执掌45军。熟悉军史的读者都知道，通常第二任军长的过往资历、地位，会稍逊于首任军长；并且原先的副军长，升任军长的概率不小，毕竟熟悉这支部队，接老上司的班顺理成章。但45军当年并非这种情况，接替黄永胜位置的人，相对45军而言，算是个“空降”的干部，此人履历十分显赫，交接工作时黄永胜对他毕恭毕敬。

被野司派来的新军长，名叫陈伯钧。解放战争中，他在东北打的仗没有黄永胜那么多，但职务十分突出。陈伯钧早就是兵团副司令了，东北野战军时期，陈伯钧就近距离辅佐萧劲光，担任东野第一兵团副司令员。他的这个职务，延续到了四野时期，整编之后他是12兵团的第一副司令，兼任45军军长。所以此时的陈伯钧，不光职务很高，还实际掌握一线主力部队，足见组织对他的信赖。

另外在红军和抗战初期，陈伯钧的职务地位也要强过黄永胜。陈伯钧在红军早期，就当过15军军长；黄永胜在红军时的最高职务，也仅为师长。事实上多数后来的开国上将，早期职级达不到红军的军一级，黄永胜的红军师级履历，属于上将标配，陈伯钧显然是“超标”了。

另外长征过程中，陈伯钧还担任过红五军团参谋长，再后来升任红六军团政委，成为地地道道的军团级干部。他不光职级高，整个过程还跨了三大方面军，在多个体系工作过，这种经历在高级将领里面比较罕见。毛主席十分看重陈伯钧，得知他在贺龙手下获得升迁，还专门写亲笔信祝贺这位爱将。

在红军初期，上级的一些方针和要求，常常背离红军生存发展的实际，教员因此一度处于逆境，陈伯钧则立场坚定坚决拥护，为此他也受到牵连被撤职。但这样的挫折，也让教员看到了陈伯钧的宝贵品质和意志力，将来会委以重任。

由于特殊的长征经历，陈伯钧具备了一定的红二方面军背景，所以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，他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八路军359旅首任旅长，那是贺老总120师所辖的两个主力旅之一。此时黄永胜的职务，仅为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副团长，是杨成武的副手，黄永胜跟陈伯钧的级别差不少。

其实黄永胜与陈伯钧二人，渊源是很深的，他俩都出自伟人领导的秋收起义，是中央红军的代表性将领，彼此也非常熟悉。之所以陈伯钧后来的名气，似乎没有黄永胜那么大，跟抗战时的个人情况有密切关系。黄永胜一直在前线带兵，展现出出众的军事才能，职务也逐步升迁；而陈伯钧因为一些原因，1938年被调回后方抓抗大教育工作了，长时间没有大仗可打，履历也就没有黄永胜那么出彩了。

解放战争后期，能够接替黄永胜位置的陈伯钧，军事上自然也是很能打的。四野49年整军后，各军军长没有一个不是虎将，无论是后来的开国上将、中将还是少将，“101”在战争进程中能看中的军事主官，管道保温施工都具备很强的军事才能，陈伯钧也不例外。当时在四野，摆老资格是没有用的，特别军事负责人，基本都要靠自身过硬的能力上位。

那话说回来，陈伯钧之前到底为什么低调了那么久，没多少打仗机会呢？

陈伯钧年轻时有个特点，就是冲动易怒。出任120师359旅旅长后，有一次安排领取部队军费时，需要用车，他对现场一名基层同志的“本位主义”很生气，认为对方没有互助精神、不肯帮忙。沟通无果，于是陈伯钧盛怒之下亲自出手，进行了“教育”。其实，那名同志是因为自己身上有任务，才没有帮359旅。

陈伯钧的这个做法，当然是犯纪律的，不久后就被投诉到了延安总部。当时人民军队正严抓官僚主义问题，而陈伯钧本人，又是老中央红军出来的高级将领，军委自然不会护犊子，要抓典型。伟人很快就把陈伯钧召回延安学习，严肃批评并撤去他的主力旅长职务，由另一位名将王震接替。王震带领359旅成绩很大，以至于后人提起这支部队，可能都忘了陈伯钧才是首任旅长。

这件事对陈伯钧打击不小，全面抗战刚一开始，就失去了继续指挥一线部队的权利，还被毛主席严厉批评；但客观上，却也帮陈伯钧磨练了心性，他在延安检讨、学习，理论水平和个人定力都提升了不少，再也不像从前那么冲动武断了。

从全面抗战到解放战争后期这十余年，论带兵机会、战场表现和战功，陈伯钧已经被老战友黄永胜超越。即便放在兵强马壮、猛将如云的四野，黄永胜的军事素养和战绩，也属于第一梯队，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在49年军改时，出任14兵团第一副司令的原因。事实上到了战争末期，黄永胜更是被提拔为13兵团的正牌司令员，接替了老首长程子华的位置，这就是后话了。

尽管如此，陈伯钧毕竟早期职务、贡献突出，论军事生涯的整体履历和威望，比黄永胜只高不低，后者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的。所以49年交接45军工作时，黄永胜对继任军长陈伯钧极为敬重，态度谦恭，把部队的详细情况，事无巨细地交接清楚，才到新单位赴任。

黄永胜当时担子也很重，因为他在新部队的上司是刘亚楼，治军十分严格。本来刘亚楼是野战军参谋长，军改后成为四野14兵团司令员，他那段时间也在和萧克交接野司的工作，一直没到兵团部，所以14兵团成立后，实际是由黄永胜挑起大梁。

黄永胜带兵有一套，在老部队八纵、45军时很有威信，调教出一支有战斗力的王牌部队。也正因如此，49年上级让陈伯钧接手45军，可谓用心良苦。这支部队主要就是黄永胜带出来的，若换了资历浅一些的新军长，还真未必能镇得住；陈伯钧则完全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，很快就对45军如臂使指了，不久后他们南下作战，参与打出衡宝战役、广西战役等名局。陈伯钧终于赶在解放战争的收尾期，获得了一些直接指挥战绩，多少弥补了之前长期缺阵的遗憾。

而由于陈伯钧在抗战时期的经历，使得他非常擅长抓军队教育工作，把实战与军事理论结合起来，撰写了一些知名的军事著作，如《论运动防御》、《游击战术中的袭击与埋伏》，都很有教学指导意义，陈伯钧在专业领域的水平确实很高。建国后，陈伯钧也主要负责这一领域，担任过高等军事学院院长。他跟黄永胜一样，1955年都获得了上将军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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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比起老战友陈伯钧，黄永胜在新中国的军职更高，当过大军区司令员，六十年代还升任总参谋长。但他的生涯进程，显然不如陈伯钧平顺。1974年2月，陈伯钧将军病逝于北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