尽管口头上赞成相关决定，江青对邓小平在1973年的复出心怀不满。

    1972年8月22日，江青抵达广州，准备与美国女作家维特克长谈。

    此间，有一天，江青在与维特克谈话前，叫我到她的办公室，说：“小杨，你看看这份文件。”我拿在手上一看，文件上有毛主席的批示。当时江青坐在沙发上，我站在她旁边，她觉得很别扭，于是接着说：“小杨，主席的批示比较长，你要是仔细看，看的时间就长，你站在那儿，我紧张得受不了啊。”她拍着旁边的沙发：“你坐那儿看好不好？”

    我坐下仔细一看，是8月3日邓小平致毛泽东的一封信，信中批判了林彪。14日，毛泽东在信上写了一段批语：“请总理阅后，交汪主任（汪东兴）印发中央各同志。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。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。（一）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，即邓、毛、谢、古四个罪人之一，是所谓毛派的头子……（二）他没历史问题。即没有投降过敌人。（三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，有战功。……进城以后，也不是一件好事没有作的，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，他没有屈服于苏修。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，现在再讲一遍。”

    我转过身去：“江青同志，我看完了。”

    只听她严肃地说：“我今天违反了保密纪律，叫你看了这样重要的文件。让你看，主要是想听听你对主席批示的看法，你说说。”

    “我看了还没消化，不敢说，怕说错了。我想听听江青同志的意见。”

    她狠狠瞪了我一眼：“你听我说，还叫你看什么？你说！说错了没有关系，不会定你什么罪，大胆说，不要有任何顾虑，你说吧。”

    我自知没法继续却，道：“第一，从主席的批示上看，邓小平同志（邓小平被打倒以后，就从未称呼他同志，主席在此次批示上称呼他同志了，我也随即称他为同志）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，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。第二，主席对邓小平同志是肯定的。就这两点看法。”

    江青接着问：“你估计今后如何对待邓呢？”

    我想，这可能是江青叫我看文件的主要目的，大胆地说：“可能主席准备要解放他，起用他吧。”

    对方答道：“你分析得有一定道理，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和预测。我看主席已经下定了决心，要重新使用他了，主席下了决心，管道保温施工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，只有服从，下级服从上级嘛。我是主席的学生，学生听老师的，拥护和执行老师的决定。我相信主席的决定总是英明的。”

    1973年3月10日，中央做出《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总理的职务的决定》。

    我记得，江青看完这份文件后，特别提到：“看来你在广州跟我讲的‘主席要起用邓小平’的话是对的，你看这不是开始起用了嘛，官复原职呀！以后还不知道怎么使用呢？！我了解主席，疑则不用，用则不疑，主席将来很有可能叫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。因为总理的身体不太好了。无论怎么使用，我还是拥护主席的决定。”

    然而，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并恢复了总理职务后，江青并不高兴，显得烦躁不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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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有一天，江青把邓小平叫到她的住地钓鱼台10号楼，既没有请他到办公室，又没有请他到客厅去谈话，而是叫他在门厅，又没有说叫他坐下。江青一个人坐在椅子上，邓小平站在她面前，静静地听着。江青说：“邓小平同志，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，主席对犯了错误的人坚持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的方针。主席对你宽宏大量，不计前嫌，把你与刘少奇严格加以区别，叫你重新出来工作，并把你安排在如此重要的工作岗位上，你应该感谢主席，你要一边工作一边改正错误。人不怕犯错误，就怕不改，改了就好。”

    邓小平只是说：“感谢毛主席，也感谢江青同志的提醒。”

    节选自《我给江青当秘书》，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11月，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。